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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体坛传媒驻意大利记者沈天浩的作品《团结的欧洲杯，不团结的欧洲》，荣膺2024年国际体育记者协会文字类最佳专栏奖。这是中国媒体第一次进入AIPS年度文字类奖项的前三名，更是首度摘得桂冠。

　　当地时间5月13日，在国际体育记者协会（下文简称AIPS）于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举办的颁奖典礼上，体坛传媒驻意大利记者沈天浩的作品《团结的欧洲杯，不团结的欧洲》，荣膺2024年文字类最佳专栏奖。这是中国媒体第一次进入AIPS年度文字类奖项的前三名，更是首度摘得桂冠。

　　AIPS成立于1924年，是全球最大的体育记者组织，目前代表着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与编辑，与国际奥委会（IOC）、国际足联（FIFA）、国际田联（World Athletics）等多家国际体育组织有着密切合作。

　　AIPS的体育媒体奖，即AIPS Sport Media Awards，是全球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体育传媒类奖项之一，被誉为“体育媒体界的奥斯卡”。该奖项自2018年启动，每年评选一次，旨在表彰全球体育媒体从业者在新闻报道、写作、摄影、视频、音频等方面的卓越贡献。

　　奖项有着相当严格的评选机制：首先，所有参评作品由AIPS导师、执委会和评审团成员投票，筛选出由约40份作品组成的入围名单（Longlist）；之后，这些作品经由执委会选择，进一步缩小为候选名单（shortlist）；接下来，由来自五大洲的12位资深体育媒体人组成的评审团，会选出前10名作品，并在进一步的第四轮投票中，选择出3个“决赛圈选手”。颁奖典礼的前一天，评审团将会专门召开会议，决定3个作品的最终名次。

　　该奖项面向全球开放申报，不分语言、不限国家，分为文字、摄影、视频、音频四大类，其中前三类包含多个子奖项：文字类分为最佳专栏和最佳特写，摄影类分为运动瞬间和摄影作品组，视频类分为人物聚焦、纪录片和短片。这是一项多语言、多文化、多媒介并重的国际媒体大奖。

　　2024年度的奖项评选，AIPS收到了来自136个国家的2065份候选作品，史上最多。在激烈的竞争中，体坛传媒完成了中国媒体在文字类别中的突破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品《浮出水面》赢得视频短片类的第一名，新华社作品《潮·跃》则获得视频纪录片类的第三名。

　　这也是中国媒体第一次在AIPS的年度奖项评选中三次登上“领奖台”。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司长高超对此表示：“中国体育报道在本届评选中取得的突破，也象征着中国体育的蒸蒸日上。”

　　AIPS副主席、亚洲分会主席郑熙敦为沈天浩颁奖，并称赞道：“对于亚洲媒体来说，这个奖项也意味着突破。”荷兰资深记者、评审团成员雅普·德·格鲁特高度评价这篇作品：“这正是我在2024年德国欧洲杯期间想说的东西，但即便是很多欧洲记者，也只把报道局限在了足球本身。事实上，足球就像是八爪鱼，它与社会的各个角落直接关联。”

　　沈天浩在获奖感言中表示：“感谢体坛传媒，在今天依然相信写作的力量。”2024年德国欧洲杯期间，沈天浩作为体坛传媒的前方特派记者，从柏林、汉堡、莱比锡等多个城市，进行了大量的现场报道，并在决赛后将一个月以来的心得体会，以及对德国社会状况的敏锐观察，凝聚在这篇《团结的欧洲杯，不团结的欧洲》之中。

　　欧洲杯结束了，但用于欧洲杯宣传的大量海报、横幅和广告牌，还会在10座主办城市停留一段时间。这些物料都有着蓝色的背景，这通常是欧洲的代表色，上面用巨大的字体写着本届赛会的口号：因足球团结（United by Football）。实际上，口号的下方还写有一行小字：“团聚在欧洲之心”（Vereint im Herzen Europas）。

　　这当然不是偶然为之。很多人呼吁将体育与政治分开，可两者之间不可能真正割离——欧洲杯头号明星姆巴佩的政治号召，几乎贯穿了整届大赛。欧洲目前的政治形势相当复杂，各国社会都面临着左右两派的激烈斗争，就像一场地震在地面上留下的可怕裂谷。这裂谷越来越深，两边的人们没法到对岸去，彼此之间越发排斥，相互理解变得越来越难。

　　这是个割裂的时代，而在欧洲的各个主要城市中，没有哪一座比柏林的割裂感更浓重。从柏林墙的东边画廊到查理检查哨，再到施普雷河岸边的东德博物馆，这座城的许多地点都在主动揭开上世纪后半叶的痕迹，向你袒露它独特而脆弱的历史——这是地缘上的割裂。佩措尔德的电影《温蒂尼》，开头在柏林城市博物馆里拍摄，那里有一个德国首都的城市模型，1945年之前和之后完成的建筑，分别以不同的颜色标注——这是时间上的割裂。

　　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位于柏林市中心，恰好位于东西柏林分界线，在柏林墙矗立的那二十几年间，这里设置了诸多检查哨站。车站如今还在使用，旁边已然建了一个博物馆，就叫“泪宫”。当年，无数人团聚的梦想在这里破灭，并为此流下伤心泪。

　　柏林墙已经倒下，“新欧洲”的理想一度让很多人神往，但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，欧洲依然被分裂主义困扰，“团结”成了最迫切的需求。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经济体、文化意义上的欧洲中心，德国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。“团聚在欧洲之心”不是用英语而是用德语写就，也表明了东道主的信心：欧洲的团结离不开我们。德国人的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。31天的欧洲杯期间，这个拥有8000多万人口的国度，整体呈现出一种团结的样貌。

　　英格兰球迷将一面面圣乔治旗搭在了泪宫附近的施普雷河岸上，每面旗帜的中间部分写着球迷组织支持的俱乐部，这是一种团结。几万土耳其人在一座座球场齐唱艾滕·阿尔普曼的《我的家乡》，这是另一种团结。格鲁吉亚远征军在半场领先捷克后，一齐来到球场休息区拨通家乡的电话，这是跨越地理限制的团结。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球迷保持着极其友好的关系，在公交车站齐唱“科索沃”，这是有些危险的团结。

　　对于参赛的24支球队来说，“团结”至关重要。满面笑容的基耶利尼出现在柏林赛前的媒体中心，却带着一个扎心的任务：归还奖杯。卫冕冠军的德国之旅非常糟糕，这是一支不团结的球队，球员们和斯帕莱蒂之间无法很好地相互理解。相比之下，将蓝衣军团淘汰出局的瑞士队，以及同样制造惊喜的近邻奥地利，都是团结球队的典范。瑞士对阵英格兰的点球大战之前，主帅穆拉特·雅金与门将佐默拥抱在一起，两人的神态就像已经相识几十年、即将再次各奔东西的老友。即使佐默最终一个点球都未能扑出，你也无需怀疑这支球队的氛围和凝聚力。

　　成功叩开决赛大门的西班牙和英格兰，同样可以印证“团结”的价值。即便再度折戟，索斯盖特也已率队连续两次挺进决赛，他的成功不再、也不能被视为偶然。“南门”肯定不是最好的战术家，他无法率队踢出像决赛对手那样的美丽足球，也无法激发出麾下进攻手们的最大潜力，但他治下的三狮军团能够比星光同样闪耀的前辈们走得更远，靠的是信心和韧劲——这正是英格兰21世纪足球史上最缺少的东西。索斯盖特沉静的性格，对于这支球队的价值超乎很多人的想象。

　　西班牙人则令人耳目一新。比起2008年至2012年间赢得了一切的前辈，这支球队最大的特点在于“多样性”：尼科·威廉斯有着加纳血统，却成长在纳瓦拉和巴斯克地区；拉明·亚马尔的父母分别来自摩洛哥和赤道几内亚，但他的足球故乡显然是加泰罗尼亚；达尼·奥尔莫本身是加泰罗尼亚人，却又是克罗地亚足球系统培养出的青训产品；罗德里在英超成长为“世一腰”，法维安·鲁伊斯则先后效力于意甲和法甲。这支球队不再有“巴萨模块”，却能维持极强的整体性，队内气氛甚至比早先也更团结，这是德拉富恩特的杰作。

　　拉明·亚马尔和尼科·威廉斯分别获评赛事最佳年轻球员和决赛MVP，两人的移民背景在西班牙足球历史上并不算特别常见，却也因此格外具有时代性。德拉富恩特在赛后表示，他相信自己麾下的这些年轻人能够成为西班牙社会的榜样：“他们不仅是明星运动员，更是辛苦工作、认真上进的青年，我希望社会上的年轻人们能够看到这一点。”西班牙主帅还谈到了国内的庆祝场景：“我不认为雇主们会因为员工嗨到太晚、无法按时上班而生气，毕竟他们自己也要庆祝！”至少在西班牙夺冠的这个夜晚，这个经济阻滞的南欧国家，似乎神奇地化解了尖锐的劳资冲突。

　　这当然只是暂时的，一如东道主德国在办赛期间呈现出的团结。欧洲杯（以及几乎所有大型赛事）像是在举办城市中构建一座被冰墙包裹的城中城，在冰晶赋予的视觉作用下，里面的景色看起来总比平时要美丽一些，可冰块终究也会融化。随着10座主办城市陆续结束使命，蓝色的宣传画和公告板将会在近期被纷纷撤下，穿着绿色衣服的志愿者们简短地聚在一起进行庆功，随后各自搭乘交通工具返回家中，返回他们的日常生活。

　　欧洲杯的亢奋味道，从“欧洲之心”的空气中逐渐散去。“因足球团结”的B面是一个开放式问题：如果没有足球维系，是否还要继续团结？2024年欧洲杯的组织基本规整，执行大体有序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德国还是世界上最擅长、也最适合办大赛的国度之一。另一方面，在超过一个月的德国驻留期间，笔者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相对有限，组织方的工作更多是保障赛事正常运行，而非让参与者的体验变得更好。

　　“团结”不该等同于相安无事。很多经历过2006年世界杯的媒体人和球迷，都认为当时的整体气氛比这一次好得多，笔者无缘在现场经历18年前的大赛，却还保留着前在德国独自旅行时的记忆。在圣诞集市的一张桌子上，一组年轻人走了过来：

　　这次在德国驻留的一个多月里，笔者现场报道了足够多的比赛，从报道层面上完成了自己的计划和期待，却几乎从未遇到暖心瞬间。人们变得越发冷漠，经济日益下行、社会矛盾尖锐都是重要原因，德国（和欧洲很多国家）都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午夜的街道上，醉汉、无家可归者和奇怪的人变得越来越多，他们显然不都是柏林泰克诺俱乐部的爱好者。再过几个月，圣诞集市又将布满德国的各个城市，届时是否还会有本地青年主动向孤身的旅人靠近，并询问对方是否需要帮助？聚会已经散场，一切都在变化，“团结”依然只是个美好的愿望。